美國人樂善好施,自己富足了,不忘報答社會,捐助慈善事業。普通民眾也盡其所能,通過捐款和做義工為社會做貢獻。美國人的這種善舉被譽為“慈善文化”。
美國的慈善事業非常發達,現有慈善機構73萬個,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消除貧困、社區改造、移民就業、環境保護等諸多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小學、博物館、圖書館、慈善基金會以及向國外災民難民送錢送物等,都離不開私人捐助。美國人有向社會捐款的傳統,而且參加人數之多,捐款金額之大,其他國家望塵莫及。在每年上千億甚至數千億美元的捐款中,80%為個人捐款。美國歷史上個人捐款最多的,有當年聞名全球的鋼鐵大王卡內基,現在大名鼎鼎的微軟公司創始人、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和著名投資人巴菲特等。
1835年出生的卡內基原是蘇格蘭人,1848年移居美國,起初在棉紡廠當童工,一周才掙1.2美元,靠在公共圖書館讀書而自學成才。他1873年投身鋼鐵業,1892年建立了自己的鋼鐵帝國――卡內基鋼鐵公司,7年後擁有美國1/4的鋼鐵產量,1901年退休並賣掉自己的工廠,設立救濟和養老基金。卡內基一生向文化教育事業捐款3.5億多美元(相當於現在的30億美元),用來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建立了2500多座圖書館。
2000年,比爾•蓋茨和夫人梅琳達共同建立了以倆人的名字命名的慈善組織基金會,基金會向慈善和公益事業捐款290億美元,相當於自己60%的淨資產,捐助範圍涉及全球,捐助
項目達數百項之多,如消除非洲等地區的貧困和疾病等。1998年和1999年,比爾•蓋茨連續兩年被英國《金融時報》評為全球最受尊重的企業家。2005年12月,他和夫人梅琳達被美國著名的《時代週刊》評為2005年“年度人物”。2006年6月,比爾•蓋茨宣佈,他將在今後兩年內淡出微軟公司日常事務,將主要精力用於衛生、教育和慈善事業。他表示,準備把自己95%的財產捐贈給慈善機構。
75歲的巴菲特有“神股”之稱,2006年6月宣佈將陸續把自己大約85%的個人股份捐贈給慈善基金會,總價值達370億美元,創美國歷史上慈善捐贈之最,其中83%捐贈給好友比爾•蓋茨的基金會。他說要和比爾•蓋茨聯手幫助貧窮國家抵禦愛滋病、瘧疾、肺結核等疾病。蓋茨和巴菲特的行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力,它提醒企業家,慈善活動是他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英代爾和沃爾瑪等許多大公司每年都有數億美元的捐獻。金融大鱷索羅斯也表示準備將自己的遺產捐給美國公益機構和東歐的教育機構。
在美國,捐助慈善公益事業的不僅是幾個家喻戶曉的超級富豪,還可聽到更多普通富人熱心捐助事業的感人故事。例如,靠石油起家的億萬富翁皮肯斯的每年慈善捐款達數百萬美元,2006年達到1.72億美元;加利福尼亞州女慈善家帕爾夫斯基2006年3月去世前將2億美元遺產捐給了加州公共基金會,該基金會用這筆捐款資助公共教育、文化藝術及弱勢群體。她生前過著儉樸生活,住在一幢只有兩個臥室的普通房子
中,開的是一輛老式豐田車,但她經常向多家慈善機構和自己的母校捐款,還熱心接濟身邊需要幫助的人;紐約女善人阿斯特夫人長期從事慈善事業,秉承“金錢如糞土,應廣為散之”的人生信條,一生捐獻近兩億美元,因而榮獲代表美國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2007年8月,阿斯特夫人病逝,享年105歲,紐約上千人冒雨為她送行;算不上富翁的斯圖爾特在每年耶誕節期間都向窮人捐款,他26年如一日,共捐款130萬美元。1979年12月耶誕節前夕,斯圖爾特看到汽車旅館的一名女服務員在嚴寒中送餐,而且掙不了幾個錢,於是頓生惻隱之心,對她進行接濟。從那時起,他每年的12月都散財助人,扶危濟貧,最後一次散財10萬美元。更可貴的是,他做善事從不留名,被人稱作“神秘的聖誕老人”,直到2006年11月因患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情況下,才向媒體披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據美國基金會中心統計,美國私人和公共基金會的數量從1997年的4.4萬多家增加到2005年的7.1萬家。10年前美國一家網路雜誌公佈的慈善捐贈排行榜中,僅有兩人的捐款數額超過一億美元,但2001年以來,捐款數額過億者一直保持在兩位數。
美國大學是捐款的受益者之一。美國大學各項開支巨大,靠政府撥款和本校創收遠遠不能解決辦學經費問題,因此需要基金會和校友的鼎立支持。例如,哈佛大學在2006財政年度獲得捐贈資金292億美元,在各大學中名列前茅,緊隨其後的大學是耶魯、斯坦福、德克薩斯和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的捐款越多,聘請的教師就越優秀,各項設備就越先進,發放的獎學金就越高,學校也越具競爭力。美國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事業有成者慷慨解囊,資助母校。惠普公司創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曾向母校斯坦福大學捐助數千萬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慶時,來自校友的捐款多達126億美元。
美國富翁和普通百姓爭獻愛心,白宮主人也不袖手旁觀。例如,2005年,布希總統夫婦向教堂、紅十字會和一些慈善基金會捐款近7.6萬美元。副總統切尼夫婦宣佈將自己在美國一家石油公司的股權收益永久性用於捐贈,並在2005年捐出了數百萬美元。2006年3月,切尼夫婦向喬治•華盛頓醫院捐贈270萬美元,以感謝這家醫院為切尼治療心臟病的救命之恩。同年12月,老布希夫婦在北京向影星李亞鵬創辦的醫治唇裂兒童的“嫣然天使基金”捐款1萬美元。
美國捐贈基金會2006年6月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2005年,美國就為慈善公益事業捐款2602.8億美元,占美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1%,人均捐款870美元,其中包括向印度洋海嘯、“卡特裏娜”颶風和南亞地震等災害地區捐款73.7億美元。在這一年的全部捐款中,個人捐款占76.5%,其中2/3是占美國人口20%的最富有人群捐贈的。
除了捐款,美國人還做義工。“義工”就是中國大陸所說的沒有報酬的義務勞動和服務。做義工已成為美國男女老少生活的一部分,參加者既有居民、學生,也有職員和政府官員。譬如,美國教會常年免費為外來移民教授英語,授課人多為退休老人,也有利用工作之餘前來做義工的在職人員。許多人以“志願者”的身份,投入社區的文化教育、環境美化和救災等項工作。在城市小學附近馬路的人行橫道上,常可看見身穿交通安全標誌背心、舉著一面印有“Stop”(停),另一面印有“Slow”(慢)字樣的交通指示牌的成年人,在悉心保護小學生過馬路。當地媒體報導說,美國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抽出一定的業餘時間為社會無償服務。
美國人為何如此熱心捐贈事業?當地人士認為,其要動力來自他們“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金錢觀。這種金錢觀的形成首先是由人的品格決定的,同時受到基督教教義核心“博愛”思想的影響。是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眾多的慈善家和熱心捐助者。
卡內基有一個獨特理論:“富人的財產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應該把到手的利潤盈餘看作是社會放在個人手中的信託基金,他們的義務是以自己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去管理和使用這些資源,為公眾謀求最大利益。”他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著名觀點:“一個人到死的時候還是家財萬貫,這是一種恥辱。”這句話還被人譯成“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比爾•蓋茨說:“我不會給我的繼承人留下很多錢,因為我認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巴菲特說:“我們應該努力維護競爭的公平性,而世代相承的巨額財富將進一步加劇不公平競爭。”他說,他會給自己的孩子一些錢讓他們有好的生活,但他希望能給孩子樹立一個好的榜樣――用賺到的錢幫助有需求的人。為了表達對不幸去世的同樣熱心慈善事業的夫人的懷念,巴菲特說:“夫人走了,我要更快地捐錢。”美國總統小布希上臺後提出了在10年內取消遺產稅的一攬子減稅計畫,沒想到120名富翁上書國會,要求政府繼續徵收遺產稅,以造福于窮人。
美國大富翁們的話不是什麼冠冕堂皇的豪言壯語,而是他們身體力行的金錢價值觀。《世界日報》評論說,“慷慨解囊是美國億萬富翁的一個不成文的傳統,一個成功企業家必備的素質。”美國人崇尚個人奮鬥的創業精神,遵從“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則,對一些國家存在的財富世襲傳統不屑一顧。在他們看來,將億萬家產留給子女,讓其坐享其成,不但不會給他們帶來真正幸福,反而貽害無窮。
從技術層面講,美國完善的遺產稅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了慈善事業的發展。一方面,美國遺產稅、贈以稅實行高額累進制,當遺產超過300萬美元時,稅率高達55%,也就是說,遺產的一半以上要用來繳稅,而且必須先繳遺產稅,才能繼承財產。有些州不僅徵收遺產稅,還對遺產繼承人再征一次稅。另一方面,建立基金會和捐款可以減免自己的稅款,這樣不僅可得到捐贈的部分補償,而且有助於樹立公眾形象。此外,美國富人的錢一般是通過正當手段掙得的,受法律保護。因此,富者敢露富,窮者不仇富。
反觀中國的慈善事業,顯然不能和美國同日而語。2006年11月出版的一期《瞭望》週刊報導說,“中國一些富人揮金如土,他們住幾千萬元的洋房,戴上百萬元的手錶,穿幾十萬元的服裝,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擲千金地豪賭,卻很少為慈善事業奉獻。”中華慈善總會2005年11月的統計資料顯示,中華慈善總會所獲70%的捐贈來自國外和港臺地區。內地富豪擁有社會財富的80%,但他們的捐贈不到15%,和美國富人66%的捐贈比率相比有天壤之別。這兩個懸殊的數字向我們昭示的不是兩國富人之間的財力高低,而是兩國富人奉獻精神的巨大反差。針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現狀,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成思危撰文指出,“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
當然,中國富人對慈善公益事業不大熱心,除成思危先生指出的內在因素外,還受一點“中國國情”的制約:一是不少人非合法致富,一旦露富,可能露出馬腳,被推上審判台;二是怕樹大招風,不但可能讓小偷甚至綁匪“惦記”,還會不斷有人找上門來要求贊助;三是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建立鼓勵有錢人主動捐款的稅收制度。我想,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最主要的恐怕還是因為中國富人對社會和窮人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和同情心。
來源: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