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名氣和影響力以外，胡錦濤、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沃倫•巴菲特和（Warren Buffett）斯特勞斯卡（Strauss-Kahn）並沒有很多共同點。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全球貧富差距的普遍性。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中國國家主席、英國首相、美國富翁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共同擔心的問題。
 
胡錦濤主席提出減少收入差距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特別是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卡梅倫首。相提出不平等的社會“幾乎在每個生活品質指標上”都有害無利。巴菲特也強烈支持徵收高額的遺產稅，提出高遺產稅會避免造成世代的美國富翁。斯特勞斯卡提出了新的全球增長模型，認為過大的收入差距會威脅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最近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調查顯示，其成員認為不斷擴大的經濟差距將在未來十年內成為兩大全球風險因素之一。
 
關於收入不平等的爭論並不罕見，但是經濟危機和公共開支縮減之後，對於收入不平等的論調有所變化。在過去的二十多年內，全球政界精英普遍持有的一個觀點是，和貧富差距相比，改善社會最底層人民的生活更加重要。在卡梅倫之前的工黨人士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是這個觀點的堅決擁護者。
 
但現在人們開始把注意力放在貧富差距以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上，包括貧富差距在宏觀經濟、政治以及在人們精神上的影響。這意味著在如何解決貧富差距上可能會出現激進的論點。與其籠統的攻擊不平等本身，政策制定者應該反思收入差距背後的市場扭曲，而且市場扭曲也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
 
雖然在全球範圍看貧富差距是縮小的，但是貧富差距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逐漸擴大。在中國，貧富差距主要來自戶口系統，而在美國貧富差距主要由窮人和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造成。不過，貧富差距和人們精神層面的聯繫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比如美國高謀殺率更多由槍支管制造成，而日本的長壽和飲食習慣更為相關。
 
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他們需要尋找貧富差距的根源和增加社會流動性。全球市場對於社會上層遊戲者，比如作家、律師和基金經理人回報豐厚。這些經濟變化隨後帶來社會變化，比如高教育背景的男性更傾向于選擇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此外，限制競爭的政策和規則是以犧牲經濟和平等為代價的。中國的戶口政策限制了農村的發展，美國的教師聯盟使得貧窮的美國人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些限制性的規則都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擴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貧富差距和人口流動性的解決方案顯而易見。首先，政府需要集中在推動底層和中層人民的生活，而不是拖累富裕階層。通過投資於教育、取消限制性政策規則和重新規劃政府開支重點，減少低技能人口數量。第二，政府需要廢除針對特定產業的補助或准入限制。新興市場需要減少貿易壁壘和壟斷，通過自由商貿來促進競爭和消除社會壁壘。
 
不過，這些措施並不能解決所有收入差距問題：在自由的市場中，技能和智慧仍會帶來額外的回報。但是這些改革措施能夠減少最致命和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將帶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