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美國建設研究性大學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國的大學模式。20世紀初開始的本科生寄宿學院制，則是遵循英國的傳統，特別是牛津和劍橋的傳統。當時德國的大學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準，激發了美國建設研究性大學的運動。但是，從文化源流上講，美國與英國同屬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傳統，英國對美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德國。所以，20世紀初美國開始以劍橋特別是牛津為範本，建設本科生寄宿學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學給高等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間，美國的高等教育處於德國的影響之下。一批受德國大學訓練和影響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設研究性大學的運動，並且得到了許多財團的資助，碩果甚豐。到1890年代，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院蓬勃發展，本土博士的產量大增。

到了世紀之交，在大學找個教職沒有博士學位幾乎不可能。1901年，耶魯宣佈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國的學術聲譽作為評定教授的標準。斯坦福大學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報告中公佈。到了1910年，大學的目標被定義為創造知識、培養具體領域的高級專家。過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種對心靈、智慧、品格的全面培養，似乎已經變得過時了。

這一發展，引起了教育界許多人士的反對。在他們看來，重視研究的負面結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視。研究院過分龐大，在大學中已經喧賓奪主。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學看作一個負擔，不投入熱情。更重要的是，學校規模的擴大，使師生的關係更加疏遠，學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導，只是學了一些具體的技藝，有知無德，難以承擔領導社會之重任。所以，他們強調：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個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學正在腐蝕大學傳統的人文價值。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急劇擴張。大學的這種擴張，一是因為科技的發達，一是因為人口的增長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學和本科寄宿學院制大學，成為塑造美國大學發展的兩種重要理念。如《經濟學人》在其“全球大學概覽”中指出的，美國大學的優異在於其沒有一個系統。因此，我們很難用一兩個概念概括美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經驗。不過，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為代表的精英大學，普遍採取住校制。以耶魯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個學院中。這樣每個學院就成了幾百個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的小世界，有利於學生之間的互動。大學本科的頭兩年都要在寄宿學院過。而大部分學生，整個四年都在學院中住宿。每個學院有一個住院的院長，叫Master。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另外，各學院還安排“學院討論班”，下午和晚間在學院舉行，每班最多18人，寫作討論班則限制在15人。

總之，這樣的學院遠遠超出大學宿舍的範疇，畢業後素不相識的耶魯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話常常就是：“你是哪個學院的？”如果碰巧是一個學院出身，就更是親上加親。一位在另一個小本科生學院畢業的朋友告訴我：“我在那裡碰到我未來的丈夫，度過了一生最好的時光。這是學校所希望的：學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後不管你活多久、走多遠，學院永遠是你的家。你對之有終生的忠誠。”

研究性大學和寄宿制學院，作為來源於德國和英國的兩股不同的傳統，共同塑造著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的發展。兩者有互補性，也有衝突。在這種互補和衝突中，維持著大學教育的平衡發展。19世紀末以來，德國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領先於世，吸引著歐美各國的學子，挑戰牛津、劍橋的古典教育傳統。有批評家指出，牛津、劍橋食古不化，似乎大學教育就是培養紳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為舉止的訓練，課程太窄，跟不上現實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有人進一步推演：牛津、劍橋孕育的這種“紳士帝國主義”，使英國的精英缺乏實際技能，結果到了20世紀，英國被德國全面趕超。這樣的紳士教育，導致了大英帝國的衰落。

但是，捍衛牛津、劍橋所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人指出，德國大學過分專業化，培養的是專門人才，卻不是完整的人。20世紀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全部失敗，而且有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這樣的惡行。人們常常感歎：德國人作為個體而言，才幹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國培養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就不能不驚歎德意志民族的創造力。但是，德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表現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那種自治的政治傳統和天賦，頻頻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幹變成破壞性的力量。這一現實，和其教育不無關係。相對而言，牛津、劍橋的傳統培養優秀的公民和領袖，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奠定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世界的統治。甚至有人製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話，認為當年的滑鐵盧戰役，就是那些在伊頓公學的運動場上訓練出來的子弟打贏的。

其實，僅僅討論牛津、劍橋是遠遠不夠的。寄宿制的教育，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在斯巴達，所有公民都要在儉樸的共同居室中長大。實際上，創建於1884年的寄宿學校，就特別參考斯巴達的原則。在這個美國頭號貴族學校中，孩子們必須寄宿在窄小、荒禿、毫無隱私可言的小隔間中。淋浴必須是冷水。每週的零花錢最多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還必須捐獻給星期天的宗教活動。所有孩子都必須進行嚴格的體育訓練。

在學校創建人看來，這種斯巴達式的貧困、嚴酷的教育，培養孩子對集體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使他們有高度的公共責任感、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關鍵時刻堪當大任。這也難怪，1940年納粹佔領了法國時，當時已經當了美國總統的Groton畢業生羅斯福，充滿敬畏之情地給自己的老校長皮波特寫信：“40多年前，你向我們談起如何不要在長大成人後忘記男孩子時期的理想。這些Groton的理想，這些被你所教導的理想，我將努力永遠不忘。你的話依然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幾百位'我們這些男孩子’的心中。”其實何止是羅斯福和Groton子弟。面臨嚴峻的歷史挑戰，許多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富家子弟，如甘迺迪兄弟、老布希等等，二話不說地慷慨出征，有的壯烈戰死，活下來的許多人成為國家的領袖。

大學的寄宿制，實際上正是遵循這樣的傳統。學生通過集中住宿，培養共同的社會理想、公共責任、獻身精神、和未來領袖之間的凝聚力。這種寄宿學院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早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就盎格魯撒克遜的統治階層的狹隘目標，越來越強調多種族、多階層的聚合。但是，儘管受教育者的範圍早已今非昔比、越來越多元化，寄宿制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基本目標並沒有改變。以大歷史的目光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統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國的政治，還沒有退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跡象，最多不過是把其統治集團的基盤擴大而已。這樣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夠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統治階層不無關係。

(資料來源：南方人物週刊http://news.gscas.ac.cn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網
http://news.gucas.ac.cn/info_www/news/detailnewsb.asp?infoNo=7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