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學受兩個傳統的影響。一是來自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即注重培養學生的品格和社會技能，強調教師和學生個人間的交流，在形式上是以寄宿本科生學院為大學的主體。另一個是德國的研究傳統，注重知識的創造，研究院在大學中占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大學集這兩個傳統之大成，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的傳統，即強調大學對社會的服務，也有著市場競爭的企業精神。

上個世紀，英國的著名哲學家、數學家羅素訪問威斯康星大學時曾經驚歎美國大學的務實精神：“當農民種的大頭菜出了問題時，大學教授竟被派去對種植的失敗進行科學調查！”這在當時的歐洲還是很難想像的。

美國是個主權在民的社會，小民百姓手裡掌握著政治資源。高等教育雖然開始時服務于精英，但很快就面臨著為普通人提供機會的壓力。實際上，1862年的Morrill頒地案，就把實用學科抬到了和傳統的人文學科平行的地位，意在激發老百姓的創造力，回應現實的需要。20世紀美國歷史學家Henry Steele Commager評論說，對一般19世紀的美國人來說，教育就是他的宗教。不過這種宗教必須實用，而且能夠帶來“紅利”。

這種對“教育紅利”的追求，成了美國大學的一個主流文化。美國的大學，是把學術與企業聯繫起來的先鋒，我稱之為“大學下海”。如今美國大學從自己的專利和許可權中每年掙得10億美元。有170所大學有開發性機構。另外，一些名牌大學的捐助基金也大得嚇人。哈佛的捐助基金為221多億美元，雄居第一。第二位的耶魯，也有127億多美元。這些資產，要投入股市增值。經營得好壞，一年就可以有十幾億甚至幾十億之差，關係到一個學校的實力。所以，這些學校用來經營捐助基金的首腦，都是能夠馳騁華爾街的財神，年薪至少百萬以上，遠遠高過校長。

務實的傳統，盈利的欲望，激烈的市場競爭，自然也漸漸轉化了大學校長的角色。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學校長，如哈佛校長Charles Eliot，不僅是當時的教育領袖，而且是文化領袖、社會領袖，經常對各種社會問題發言。現在的大學校長，即使在教育問題上，也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場。更多的校長，大部份時間在為學校募捐。據美國高等教育權威雜誌“高等教育編年”的調查，目前有53%的美國大學校長，每天都在從事募捐活動。這已經是大學校長的首務。在被問及他們如何定義自己作為校長的成功時，大部份人的回答是“平衡預算”，而不是“建立優異的教育體系。”幾年前聽一個耶魯的頂尖教授解釋為什麼大學校長掙的是普通教授的好幾倍。他說：“一個校長，必須在學術上出類拔萃，又能跨出本學科，領導一群特立獨行的學者。有這個本事的人本來就少，而且這些人一旦擔任這樣的行政職務，一天到晚就要在那裡為學校弄錢，放棄自己心愛的學術，犧牲太大了。所以，非高薪不能吸引這樣一流的人才當校長。”

但這樣的解釋其實並不全面。道理很明顯，既然大學校長的主要職務是搞錢，那麼為什麼不雇一個專門理財的人來當校長呢？校長的職責和就任資格是跟著時代變的。南北戰爭前，大學還沒有完全從教會獨立，當校長的大部份是神職人員。後來隨著大學的獨立，希臘、拉丁的古典學者和英文教授開始進入校長這一角色。等研究性大學建立後，許多科學家也開始當校長。如今，市場大潮排山倒海，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從學術圈外招募校長。比如維吉尼亞的Randolph-Macon學院，是個小有名氣的文理學院。其新任的校長Robert Lindgren僅在佛羅里達大學拿了個法律學位，在牛津拿了個管理碩士，沒有博士學位，根本不具備在大學教書的資格，也沒有教書的經驗。但他是個職業募捐人，曾為他的前兩個雇主募集了30億美元。在接受這個校長職務之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首席募捐人。

類似的例子也越來越多。1986年，有25%的美國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在大學拿過教職；2001年，這個比例上升到30%。1998年，只有9%的大學校長來自學術圈外；到2001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5%。在美國沒有博士學位幾乎不可能在一個正規的四年制大學當教授。但如今有的大學校長竟也沒有博士學位。

從教授的角度上看，他們對這些沒有學術經驗的外來客當然充滿懷疑。但是，沒有教授願意在一個缺乏資金、管理不善的大學供職。只要他們的學術自由不受侵害，他們寧願讓一個職業募捐專家為自己籌足經費，以便安心作學問。相對而言，歐洲是更加教授治校。美國大學則有校長獨立的權力。校長除了不能解雇教授外，很象個CEO，能夠像經營企業一樣地經營大學。這也難怪，大學校長的年薪越來越向華爾街的水準靠攏。今年有的校長的年薪已經過了百萬美元大關。而歐洲大學的教授，有機會就往美國的大學跑。看來務實的美國大學，確實有其制度優勢。

資料來源：五洲留學網